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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:铭箴

作者:刘勰 全集:文心雕龙 来源:网络

 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,大禹勒笋虡而招谏。成汤盘盂,着日新之规;武王户席,题必诫之训。周公慎言于金人,仲尼革容于欹器,则先圣鉴戒,其来久矣。故铭者,名也,观器必也正名,审用贵乎慎德。盖臧武仲之论铭也,曰∶“天子令德,诸侯计功,大夫称伐。”夏铸九牧之金鼎,周勒肃慎之楛矢,令德之事也;吕望铭功于昆吾,仲山镂绩于庸器,计功之义也;魏颗纪勋于景钟,孔悝表勤于卫鼎,称伐之类也。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,灵公有夺里之谥,铭发幽石,吁可怪矣!赵灵勒迹于番吾,秦昭刻博于华山,夸诞示后,吁可笑也!详观众例,铭义见矣。

  至于始皇勒岳,政暴而文泽,亦有疏通之美焉。若班固《燕然》之勒,张昶《华阴》之碣,序亦盛矣。蔡邕铭思,独冠古今。桥公之钺,吐纳典谟;朱穆之鼎,全成碑文,溺所长也。至如敬通杂器,准矱武铭,而事非其物,繁略违中。崔骃品物,赞多戒少,李尤积篇,义俭辞碎。蓍龟神物,而居博奕之中;衡斛嘉量,而在臼杵之末。曾名品之未暇,何事理之能闲哉!魏文九宝,器利辞钝。唯张载《剑阁》,其才清采。迅足骎骎,后发前至,勒铭岷汉,得其宜矣。

  箴者,针也,所以攻疾防患,喻针石也。斯文之兴,盛于三代。夏商二箴,馀句颇存。周之辛甲,百官箴阙,唯《虞箴》一篇,体义备焉。迄至春秋,微而未绝。故魏绛讽君于后羿,楚子训民于在勤。战代以来,弃德务功,铭辞代兴,箴文委绝。至扬雄稽古,始范《虞箴》,作《卿尹》、《州牧》二十五篇。及崔胡补缀,总称《百官》。指事配位,鞶鉴有征,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,攀辛甲于后代者也。至于潘勖《符节》,要而失浅;温峤《侍臣》,博而患繁;王济《国子》,文多而事寡;潘尼《乘舆》,义正而体芜:凡斯继作,鲜有克衷。至于王朗《杂箴》,乃置巾履,得其戒慎,而失其所施;观其约文举要,宪章武铭,而水火井灶,繁辞不已,志有偏也。

  夫箴诵于官,铭题于器,名目虽异,而警戒实同。箴全御过,故文资确切;铭兼褒赞,故体贵弘润。其取事也必核以辨,其攡文也必简而深,此其大要也。然矢言之道盖阙,庸器之制久沦,所以箴铭寡用,罕施后代,惟秉文君子,宜酌其远大焉。

  赞曰∶

  铭实器表,箴惟德轨。有佩于言,无鉴于水。

  秉兹贞厉,警乎立履。义典则弘,文约为美。

关键词:文心雕龙,铭箴

解释翻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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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铭箴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十一篇。铭、箴是我国古代两种较早的韵文。本篇讲到的一些具体作品,如黄帝、夏禹、成汤等人的铭,夏、商两代的箴,虽为后人伪托,但从大量史料和文物来看,刘勰“盛于三代”之说,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;至少在商、周两代,这方面的作品是大量产生了。汉魏以后,除碑文渐盛而“以石代金”外,这两种文体都如刘勰所说“罕施后代”了。所以,本篇正反映了铭、箴二体在我国古代从产生、盛行到渐衰这一过程的基本面貌。

  全篇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讲“铭”的意义和发展情况,第二部分讲“箴”的意义和发展情况,第三部分讲铭、箴二体的同异及其基本写作特点。古代这方面优秀的作品是不多的,本篇对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,也是批评多而肯定少。但无论批评或肯定,都有一些很不恰当。如对张载的《剑阁铭》,崔骃、胡广的《百官箴》,都评价太高;对李尤、王朗作品的批判,却是从狭隘的封建观念出发,批的并不正确。但刘勰对铭、箴二体总的要求,是内容要有警戒过失的实际作用,文辞必须简明确切;而对那种荒诞不实的神怪之说,则发出了“可怪”、“可笑”的尖锐批判。在南朝形式主义文风盛行之下,这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。

  (一)
  相传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、案桌等物上雕刻铭文,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;夏禹曾在乐器架上雕刻铭文,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;商汤王的《盘铭》,提出“一天要比一天新”的规劝;周武王的《户铭》、《席四端铭》等,写了必须警戒的教训;周公在《金人铭》中,强调“语言要谨慎”;孔子在鲁桓公庙中,见到欹器而激动得变了脸色。可见先代圣贤,长期以来就注重鉴戒了。铭,就是名称,观察器物必须了解它的名称。正定名称而明确其作用,是为了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。鲁国的臧武仲论铭曾说:“写铭文,对天子应以颂扬其美德为主,对诸侯应以肯定其功绩为主,对大夫则只能称赞其征伐的劳苦。”如夏代帝王有德,九州的首领便送上金属,铸成金鼎;周代帝王为了传示其美德于后代,便在肃慎国送来的箭上雕刻铭文。这就是关于颂扬美德的例子。吕望辅助周武王的功绩,曾用金属铸成铭文;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功绩,也曾刻在周代的记功器上。这就是关于肯定功绩的例子。晋国魏颗的战功,曾刻在晋国的景公钟上;卫国孔悝祖先勤于国事的功劳,曾记在孔悝的《鼎铭》中。这就是只称征伐之劳的例子。至如说飞廉得到天赐的石椁,卫灵公得到黄泉之下的谥号;铭文竟出现在地下的石椁上,这就太奇怪了!又说赵武灵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脚印,秦昭王叫人在华山上刻了个大棋局:都是用虚夸不实的铭刻来显示后人,这就很可笑了!仔细看看以上正反两面的例子,铭文的意义就很清楚了。到秦始皇时,有《泰山》、《琅玡台》等山岳的刻石,虽然秦代政治残暴,这些刻石的文辞却较为润泽,也还有其畅达之美。到了汉代,如班固的《封燕然山铭》,张昶的《西岳华山堂阙碑铭》,其序文也写得很长了。蔡邕的铭文,更是独冠古今。如歌颂桥玄的《黄钺铭》,模仿《尚书》;歌颂朱穆的《鼎铭》,就完全写成碑文了;这是蔡邕惯于写碑文的原因。至于冯衍所写刀、杖、车等杂器的铭文,虽取法周武王,却写得事不称物,详略不当。此外,崔骃品量器物的铭文,赞颂多而警戒少;李尤写的大量铭文,内容单薄,文辞琐碎。他把蓍龟之类神物的铭文,和戏玩的《围棋铭》搀杂在一起;把写衡量器的《权衡铭》,放在关于杵臼的铭文之后。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称上,还没有来得及做好,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!曹丕写了九种宝物的《剑铭》,所讲的刀剑是锐利的,文辞却很平钝。只有张载的《剑阁铭》,写得清明而有辞采。他的铭文有如快马疾驰,后来居上;晋武帝下令把《剑阁铭》刻在氓山、汉水之间,那是得到适当的处置了。

  (二)
  箴,就是针刺,用以批评过错,防止祸患,好比治病的石针。这种文体兴起后,盛行于夏、商、周三代。《夏箴》和《商箴》,还留下几个残余句子。周代的辛甲,要求各种官吏都写箴辞,用以针刺天子的过失。其中只有《虞人之箴》一篇,箴体的格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。到春秋时期,这种文体逐渐少起来,但还未衰绝。所以晋国魏绛曾用《虞人之箴》中讲的后羿,来讽谏晋君;楚庄王曾用“民生在勤”等话来箴戒国人。战国以后,抛弃道德,专求有功;因此,铭辞代之而兴,箴文就基本上绝迹了。到了汉代,扬雄考古,才模仿《虞人之箴》,写了卿尹、州牧等各种官吏的箴文共二十五篇。后来崔骃、胡广等又加以补写,总称为《百官箴》。按照不同的官位,提出应该箴戒的事项,充分发挥鉴戒的作用,这就可说是学习古人的清风,继承辛甲的做法了。汉末潘勖的《符节箴》,比较简要,却失于肤浅;东晋温峤的《侍臣箴》,内容广博,却过于繁杂;西晋王济的《国子箴》,虽然旁征博引,内容却很贫乏;潘尼的《乘舆箴》,内容正确,但又写得过于芜杂:所有这些相继出现的作品,很少写得恰到好处。至于魏国王朗的《杂箴》,把头巾、鞋子也写了进去,虽也有了戒慎的意义,但在箴中写这种东西是不恰当的。《杂箴》的文词简明扼要,是学周武王的铭写的;但它写一些水火井灶之类,就显得拉杂不已了,这是立意不正造成的。

  (三)
  箴是官吏对帝王讽诵,铭是用来品题器物,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虽然不同,但引起警戒的作用是一致的。箴主要用来抵御过失,所以文词必须准确切实;铭则兼有褒扬赞美的作用,因此,其篇体以弘大润泽为贵。总的来说,铭和箴所讲的事,都必须确实而清楚明白;所用的文词,都必须简要而深远。这就是铭箴二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要求。但由于说直话的风气逐渐消失,记功的制度也长期不存在,所以这两种文体都不多用,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。今后的作者,应注意取其弘润、深远的特点。

  (四)
  总之,铭主要是彰明器物,箴主要是轨范道理。应该牢记警戒的语言,而不要徒取铭箴的形式。要用这种贞正的勉励,来警戒人的实际行为。内容合于常道就能弘大,文辞则以简要为美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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